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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草書”的書寫權衡

于右任  行草書詩稿  紙本
釋文:徐庚而還至射洪,劃開時代變詩風。不為四杰承余縟,自是初唐一大宗。公子岑歌英氣在,老儒家世古文通。深慚四十年前句,猶在先生記憶中。于右任。
鈐印:右任(朱)

  由于策劃展覽之故,筆者對于于右任書法方面的學習較之以前稍有深入。以前只是籠統以為于右任的貢獻在于開拓碑帖結合的新境和推廣“標準草書”。現在看來,雖然還是這兩個主要方面,但是于右任從早期魏楷、魏行主體風貌跨越到草書的推廣引起我的關注。這個跨越到后期,隨著“標準草書”推廣日進,而表現得愈加突出。
  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于右任書寫關注發生如此大的轉變和跨越?
  《百字令》是于右任書法作品中很有意義的作品,世傳有兩個版本,其正文中分別寫道:
  草書文字,是中華民族自強工具。甲骨而還增篆隸,各有懸針垂露。漢簡流沙,唐經石窟,演進尤無數。章今狂在,沉埋久矣誰顧!試問世界人民,寸陰能惜,急急緣何故?同此時間同此手,效率誰臻高度?符號神奇,髯翁發見,秘訣思傳付。敬招同志,來為學術開路。
  草書重整,是中華文化復興先務。古昔無窮之作者,多少精神貫注。漢簡流沙,唐經石窟,實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埋久矣,誰顧?試問世界人民,超音爭速,急急緣何故?同此時間同此手,切莫遲遲相誤。符號神奇,髯翁發見,標準思傳付。敬招同志,來為學術開路。
  文中所列表現著這樣的事實:一、甲骨、篆、隸、漢簡、唐經等,在人們的學習傳播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二、章草、今草、狂草,沒有得到人們的較多關注,發展得不理想;三、敬事惜時,提高效率,通過多途徑促進社會發展、國人自立;四、草書符號,簡約美觀,是民族自強的工具。這些事實里面比較清晰地傳達著一種于氏推行“標準草書”的權衡邏輯。由此展開本文,并概稱為“標準草書”的書寫權衡。
  對于“標準草書”而言,書寫權衡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標準草書”的提出是從更深意義的層面構建的理論現實;二是“標準草書”的推廣是草書“標準化”過程中遇到的實踐現實。

于右任  草書五絕一首  紙本
釋文:修稧心情異大王,蘭亭觴詠亦尋常,題詩昭造全人類,為汝今朝袯不祥。曼青老弟,于右任,四十年九月。
鈐印:右任(朱)

一、改革漢字和保存國粹的理論現實
  改革漢字和保存國粹的理論現實,實際上是“標準草書”從理論方面具備推廣發展的現實。
  有研究者這樣寫道:于右任的“標準草書”作為漢字簡化的備選方案,顯然帶有妥協、折中的特點。他同時兼顧了兩個方面,第一,它照顧到了錢玄同等激進反傳統主義者的要求,切實對漢字進行了簡化。對于普通民眾,掌握標準草書需要較為復雜的學習;對于對書法藝術不太陌生的知識分子階層,掌握這些符號并不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它可以在平時的日常書寫中迅速熟悉,既可以習得草書的寫法,又可以接受經典大師的草書藝術的熏陶,也就是既可以快,又可以美。第二,它撫慰了文化民族主義者保存國粹的強烈情感,“接受我國數千年的文化而使之發揚光大”。
  當簡化漢字成為改革漢字的最后呼聲,于右任“標準草書”依據當世所需做到了幾點:
  1.簡化漢字,以應書寫便捷之需,節省時間,增加為事程效。
  中國漢字字體的發展經過很漫長的歷史過程,逐漸形成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幾種不同字體體式。每種字體的發展和變化皆是應時、應世所需而發展,總體上看這種發展趨勢是沿著簡約便捷的方向在進行。即便到了鴉片戰爭之后的時代,文字實用發展的便捷特性依然如此,只不過隨著帶有工業化特色的西方價值觀的沖擊,幾千年積淀而就的民族農耕觀念遭受顛覆性的壓力。這種狀況反映到文字發展上來,也表現出無法克制的沖動和不計后果。錢玄同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中寫道:“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隨后,傅斯年、瞿秋白也持有此觀點,直到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漢字和拉丁文》一文中還這樣寫道:“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如此,對于漢字的態度在當時形成一種政府和民間相對廣泛支持的漢字改革運動。簡化漢字在這場運動中,成為承載中國文化的最后選擇。于右任曾參與到漢字改革中來,他提出的“標準草書”類似于漢字簡化的備選方案。
  于右任曾說:“我之作書,初無意于求工。始則鬻書自給,繼則以為業余運動,后則有感于中國文字之急需謀求其書寫之便利以應時代要求,而提倡標準草書。”
  他在《標準草書與建國》一文中寫道:“民國以來,國內學者多注意于文字之改革,有提倡注音字母者,有提倡簡字者,且有提倡國語羅馬字者,其用良苦。蓋皆以為處此大時代中,若沒有優良簡便之文字,以為人類文化進展的工具,便不能立足于大地之上。”
  文字簡約便捷的發展方向,是應實用所需的發展方向。即便沒有人為干預,它也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只不過順其自然發展階段的時空之限會顯得更為漫長。民國時期的這場漢字改革運動,是思想觀念領域的交鋒在文字領域的局部表現。“標準草書”于右任稱為“優良簡便之文字”,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聲,從時代所需的角度具備了存在和發展的可能。
  2.作為傳統文化的承載,漢字本身所傳達的意義已經超越漢字本身。在一些新文化運動推動者的眼中,舊觀念是頑固的野蠻的,國人自強,必先整飭觀念,形成“廢除漢字—消弱國粹—拋棄舊思想”的觀念邏輯。在一些文化民主主義者眼中,卻是不具備這種全盤否定的愿望和沖動,他們對傳統文化充滿感情。
  1931年于右任在上海發起成立“草書社”,1932年于氏便將“草書社”更名為“標準草書社”。“草書”作為一種書體并不完全具備常人觀念中的通用性,更多的是一種渲情之具。在“草書”前面加上“標準”,是在加強“草書”作為文字,本身所具有的通常實用性,同時亦是對當時“唯科學主義”觀點在書寫領域的追隨和響應。看似簡單的更名,里面所蘊含的“簡化漢字(標準草書)—國粹—民族自強”的觀念邏輯以及于右任之后所要致力的方向已經昭然。或許于右任在當時自己所擅書體中找不到以應文字變革之需的要素,而提倡“標準草書”,這卻是基于更深的意義和更高遠的情懷。與建立“標準草書”體系,傳承國粹,進而促進民族自強相比,前期所擅長的楷書、行書的書寫遠不及推廣“標準草書”更具有現實意義。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促使于右任書寫關注發生如此大的轉變和跨越的基本原因。
  遠在秦朝就曾有“書同文”的推行。這是中國文字發展歷史上的首次統一,是從政府層面的國家政策,強制推行大家必須遵循,是應秦朝統一以來政治發展所需。“書同文”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統一思想、觀念,便于國家管理。于右任所提倡的“標準草書”,在形式上具有“書同文”的某些特征,但他是憑借一己之力和有限的擁躉者發起推廣,難度可想而知。但從民族自強的觀念出發,推廣“標準草書”的意義不可小覷。它是從東、西方觀念交鋒角度以己“自強”而“自立”,通過推行“標準草書”以保存國粹,進而促進民族自強。
  3.即便不是針對草書藝術的發展而來,“標準草書”的推廣在促進草書藝術發展過程中做出了很明顯的貢獻。從漢字的文字功用上看,與草書作為文字的使用所蘊含的現實意義相比,草書作為藝術的使用所蘊含的現實意義要小得多。但“標準草書”作為實用文字的推廣在“草書”書體發展式微的當時環境下有著積極的重振意義。清末以來,隨著碑派書法的崛起大盛,原本此前絕少人關注的草書,現在更加乏人關注,碑派書風在與草書以外的書體的交集中,都有所發展。譬如趙之謙,他在正、行、篆、隸諸體上真正開啟全面學碑的典范。于右任作為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碑學書家,他在楷書、行書上的學碑成就足以開啟一個新境。他在學碑的深厚積累中,乘“漢字改革”之需,托“標準草書”之途,實現草書的復興,從草書角度開啟學碑的典范。
  如從當下看來,當時“標準草書”具備推廣發展的理論現實好像不切實際。在場的語境感受才最真切,時過境遷,很多細節已經不可重塑,當下認為再不實際,可在當時就是切實的客觀存在。從于右任的行動中可見,“標準草書”就是其從改革漢字角度,保存國粹,促進民族自強的最理想的理論現實。這個現實是其政治抱負通過文化方式進行的明確體現。

于右任  草書天開大利五言聯  紙本
釋文:天開無際色,大利及人群。曼青老弟法正,三十九年七月,于右任。
鈐印:右任(朱)?太平老人(朱)

二、實用和藝術的實踐現實
  于右任在《標準草書自序》中寫道:
  隋唐以來,學書者率從千文習起,因之草書名家多有千文傳世,故草書社選標準之字,不能不求之于歷來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一因名作聚會,人獻其長,選者利益,增多比較;一因習用之字,大半已俱,章法既立,觸類易通。斯旨定后,乃立原則:曰易識,曰易寫,曰準確,曰美麗,依此四則,以為取舍。字無論其為章為今為狂,人無論其為隨為顯,物無論其為紙帛、為磚石、為竹木簡,唯期以眾人之所欣賞者,救災供眾人之用;并期經此整理,習之者由苦而樂,用之者由分立而統一,此則作者唯一之希望也。”
  “標準草書”的原則“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實用上講究“易識、易寫、準確”,藝術上講究“美麗”。實用和藝術相結合而以實用為主旨。這是“標準草書”推廣的實踐現實。
  1.“易識、易寫、準確”的實用標準
  “易識、易寫、準確”是“標準草書”推廣的實用標準,也是“標準草書”作為一種漢字格式的存在標準,是對于字體的共性規范。“標準草書”如何實現這些共性規范呢?“易識”需要“范字”符號在選擇上要統一通行;“易寫”需要“范字”筆畫簡練,方便省時;“準確”要求“范字”要有出處,不能主觀臆造。在“范字”的初選階段,共計收集前人草字單字達到六十萬個之多,這些單字多選自于《急就章》《月儀帖》《十七帖》《書譜》《自敘帖》《大觀帖》《樓蘭文書》等等。通過如此大范圍的比對收集,以保證“標準草書”在推廣實用時做到“易識、易寫、準確”,讓參與者樂于接受。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認知,覺得“標準草書”就是于右任的草書。實際上,從于右任的言語、行動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于右任一直在身體力行、不遺余力地推進建立“標準草書”的共性規范。他創建“標準草書社”,通過不同的途徑來推廣:一方面通過出版《標準草書》進行推廣。1936年,《標準草書(范本千字文)》(集字雙鉤百袖本)由上海漢文正楷書局印行。隨后至于右任逝世前,三十多年中對《標準草書》進行數次修訂。還有,就是于右任的弟子、再傳弟子的傳播推廣。最為重要的是,于右任通過自己的書寫進行的傳播。有研究者做過這樣的統計,將標準草書社建立后于右任有紀年的書法作品進行編年,發現自1932年至1935年,統計有紀年的書法作品24件,書體中楷書、行書、行楷有16件,行草書6件,草書2件,行草書和草書占比達到33%。1936年至1964年,統計有紀年的書法作品361件,書體中楷書、行書、行楷有9件,行草書25件,草書327件,行草書和草書占比達到97.5%。而這個占比,在其1918年至1931年有紀年的71作品件品中為零。
  他寄希望參與者以文字實用的角度參與到“標準草書”的推廣運動,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于草書藝術的留戀和欣賞。
  “標準草書”實用規范推廣的最佳時機在于當時漢字改革的時機。在隨后的實用中,體現不出漢字實用的有效性時,人們便會逐漸減少對它的關注。既往,書寫是漢字推廣實用的有效途徑,如今隨著科技的發展書寫傳播的有效性一如明日黃花,輝煌不再,它的實用性已不再是人們的最終關注。
  那究竟什么是現在人們的最終關注?
  2.“美麗”的藝術標準
  “美麗”是“標準草書”實用推廣中的藝術要求,也是“標準草書”作為含有藝術特色內涵的存在標準,是立于共性規范基礎上的個性要求。它與“易識、易寫、準確”共行共存,而又能于后期高于“易識、易寫、準確”而獲得發展。即如人們對于“標準草書”的認知,由共性規范轉化為對于“草書”藝術化的個性認知。不僅是后來人,在當時很多人也是這樣的認知,1946年于右任參加一個新聞記者聯誼會,當時很多人向他求字。于右任當時說,我提倡草書是為了給國人提供一個省時而有效的革命工具,各位只是把我的字視為珍寶,而不使草書運動普遍化,就與我的心愿大相徑庭了。于右任一直強調和推行的是“標準草書”,但是人們對于于右任草書的認知熱情比對“標準草書”的認知熱情要高得多。想來,不是大家不關心時事發展、民生要務,而是草書作為書體的存在特性,草書在書寫中實用和藝術的實踐現實,即便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都未曾發生實質變化,在隨后的時日,更難能有所演進和作為。
  從現在看來,“標準草書”推而未至于廣大,而于右任草書藝術卻被大家廣而接受,原因在于其實用和藝術的實踐現實隨著在場語境的變化,而發生了變化。實用漸弱的發展背景下,“美麗”的標準依舊吸引著大家對于于右任草書的關注,進而逐漸將“標準草書”等同于于右任的草書藝術。這實實在在違背了于右任的推廣初衷,但卻順應人們對于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于右任  行書再題王覺斯詩卷  紙本
釋文:再題王覺斯詩卷。予民國十一年題王覺斯詩卷云(余二十年出命至孟津見一高墳,視之,則王覺斯葬處也,因題詩曰):孟津河畔草迷茫,下馬荒墳吊夕陽,呂史當年俱殉國,待公泉下見高皇。(云云……四十六年九月,此卷又為日人所藏,以贈葉公超部長,因再題詩如下:雨洗風吹耐爾何,漂流萬里復來過,白頭閱盡人間劫,再寫乾坤正氣歌。)偶憶舊詩錄之。四十六年,于(押)。
鈐印:右任(朱)

三、書寫權衡的當下意義
  再回到本文的標題《“標準草書”的書寫權衡》,可以說“標準草書”是一種方式,是導引于右任實現政治抱負的文化方式。
  于右任曾說:“有志者應以造福人類為己任,詩文書法,皆余事耳。”
  對于于右任來講,書寫權衡是一種格局,一種從大處著眼的格局。救民濟世之志,加上為萬世開太平的情懷,在沒有遇到更好的施展機遇時,退而以文化的方式推行,在現在看來還是收到了比較理想的效果。即如上文所析,于右任中年學草,始逐漸擺脫前期的楷書、行書的創作束縛,比較徹底地轉向草書創作,是其文化自覺、自醒,與實現政治抱負的某些因素讓其作出了如此決絕的選擇。“標準草書”就是于右任的書寫權衡,大則可以復興中華文化,促進民族自強,小則可以振興草書藝術,挽當時草書藝術發展之衰。
  于右任“標準草書”的推行方式是一種理論先行的方式,即如上文的分析,基于漢字改革和保存國粹的理論現實,在標準草書社建立后的歲月里,于右任大力推廣,并在實用和藝術的實踐現實中實現對于草書藝術的振興。
  基于對于右任先生的崇敬,以及于右任留及后世的文化財富,所有有關的敘述都顯得不夠分量,甚至感覺到那些有關的敘述都顯得如此多余,因為現世的客觀存在已經足以表明既往的事實。
  回到當下,我們以現在的視角來審度,書寫權衡似乎依舊是實用和藝術的權衡。多少書家,數不清的作品,還有大家認為已經實現了的書寫理想,放在如今的現實,讓多少參與者存有些許彷徨。現在的書寫實用亦非既往之實用,而書寫之法卻依舊是既往之法。當然,即成的“五體”完法是書寫所要依憑的共性“法”,既往的很多書家,多以已“意”而立己 “法”,構成幾千年書寫的歷史長河。如今,我們面對的不是糾結于是依照舊人,以已“意”立己“法”,還是寄希望于新字體的產生,書寫以成“法”,而或是置其于不顧,生死自了,而是從眾多書者的實踐可以看,我們要面對的是如何用好已成的“法”。就好像是我們如何要把握好置身于其中的自然、協調好對于自然的已有認知,并促進對自然的新認知。時空變化了,認知的方式就會變化,這是人類意識對于自然理解的靈活性。人類的諸多行為實際上是對自然認知的表達,有些行為太過日常,有些行為則表現得非常新穎。
  書寫權衡,是書寫觀念的權衡,同時也是通過書寫認知自然的權衡。書寫是人類對于自然認知的已有表達。既往的書寫適用于日常,實用的發展趨勢是簡約、方便,字體發展的脈絡足以說明簡約、方便的過程。而當實用性消弱乃至消失,字體發展怎樣存亡?這要取決于書寫是否能夠繼續適應人類認知自然的需要,并能夠發展成為適應當世人對自然認知的表達。這已足夠清楚地說明,書寫所步入或即將步入的階段,它所具有的特征或將具有的特征與其他時期的特征真的沒什么兩樣。

(作者單位:中國美術館)
責任編輯: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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